华中师大老校长章开沅学生骂大学骂得这么厉害我没有想到

治学不为媚时语,独寻真知启后人。——章开沅

章开沅:现在看来,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主要有两个问题:一个就是搞苏联模式,过分专业化,连课程都单一化;再一个问题就是把一些好的教会大学、私立大学完全收编为国有,而且将原有的公立大学也打乱了,北大、清华这样的都变成了专业性大学。旧传统完全断掉了。八十年代刘道玉教授在武汉大学搞得那么有声有色,我是非常敬重他的;但是老实说,他的做法不稀奇,学分制啊、转系啊等等,哪个是刘道玉自己发明的呢?都是老大学固有的东西,我上大学就是这么过来的。

经济观察报:从简历看,您是金陵大学的肄业生?

章开沅:当时办学强调政治思想教育为主,像办党校一样办高校,真正的学科建设谈不上。在一次大会上我把这些意见说出来了,结果被批判为“否定党的教育路线”。那是1950年,后来我一直戴着一顶摘不掉的“世界观没改造好”的帽子。

2013年,阮定勋夫妇在读报时发现了一则市慈善总会募捐的报道。看到之后,他们约定好,每两年向市慈善总会捐款10万元,共计100万元。

老人房间里的实木书桌已经用了50多年,抽屉里的一本本记账簿密密麻麻,写满了每天的生活费用。阮老的女儿阮晓约说:“父母捐出去的钱,都是两人用工资一点一滴攒下来的。”

章开沅:我是被选举出来的。当时进行教育改革,教育部派人来主持选举,不记名投票,实际上是民意测验。

仅2019年一年,阮定勋就先后捐款4次,总金额达到60万元。

这并非耸人听闻。社会良心主要在大学,人类文明危机的问题,一些社会沉沦问题,都需要教育工作者匡谬扶正,形成强大的、正义的社会声音。大学要明辨是非,坚持正确的,反对错误的,以自身的良好行为体现道德规范。大学要以正确的舆论影响社会。

阮定勋出生于1927年,1987年从温州市财税局离休,妻子徐多多跟他同岁。

经济观察报:您所列举的这些问题,其根源在哪里?

章开沅:说不上,我有自知之明。当时我在学校内部讲,华师是“党委领导下副校长负责制”。为什么副校长负责制?副校长比我能干,他们哪一个都做过很多行政工作,当然由他们负责。校长干什么?我协调他们,集中他们的智慧。

章开沅:我1990年到美国讲学,1994年回国。刚回来还没有到现在这个地步,这十几年发展太快了,变化太大了。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,尽管体制、教学、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艰难。1990年代以后,“教育产业化”作为决策开始推行;1999年就从上而下仓猝地敞开“扩招”的大门,加上此前也是从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并,一味追求扩展办学规模的狂热浪潮开始形成了。

在老人家中,与8张捐款票据同样珍贵的还有9枚荣誉勋章,它们见证了阮定勋的军旅人生,诉说着老人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我做校长,与其说我是听上面的,不如说我是听下面的。学生会主席都可以指导我。

也见证着阮定勋与妻子间“爱的约定”

章开沅:当然需要。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,都不能以牺牲整体质量为代价,否则教育即令转化成庞大的产业,也只能沦为高成本、低效益的泡沫。不幸的是,高等教育开始进入新一轮“大跃进”,大学成为重灾区。紧接着又是在“跨越”号召下出现弥漫全国的“升级”狂热。中专升为大专,大专升为学院,学院升为大学,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。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,甚至连“教学型与研究型”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,一定要往“研究型综合大学”蹿升,而已经具有“研究型综合大学”特殊身份的所谓“985”大学,又纷纷向“世界一流”狂奔。

章开沅:就是海选。选举完就把票收走了,后来就宣布我得票最多。学校觉得奇怪,我更觉得奇怪,当校长是历史的误会,我连系主任都没有做过,最大的“官”是教研室主任。我和教育部谈,当校长可以,每周我要有两天的学术研究时间,不然我不干。教育部也答应我了,当然,后来一忙也顾不上了。那时候的经费没有现在这么多,办学条件很困难的,但是办学的大环境、办学的自主性比现在好得多。当校长六年,我没有参加过教育部一次大学校长会。我说我太忙了,有的时候是书记去,书记不去我派副校长去。那时候教育部也没有哪一个说我对教育部不尊重,像我这样的人还容纳得下来。那时大家对教育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,没有太多的忌讳。上面让我干什么,我觉得可以就做,觉得不可以就让底下的人去应付。

不能用管理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学校

经济观察报:您一直在华中师大工作,是在1984年被任命为华中师大校长的吗?

军功章和捐款单见证老兵初心

后来我做了大学校长才体会到,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学了不起,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大学校长们真了不起。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,困难比我们大,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,却能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,并且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。所以,在人们的心目中,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,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、清华大学与梅贻琦、南开大学与张伯苓、浙江大学与竺可祯、金陵大学与陈裕光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。

教育要作为先导,不仅是世风的先导,还要作为社会改善的先导。现在就是过分强调了学校服务于市场,服务于社会,但没有考虑这个社会是不是健全的。学校除了要参与改造社会,还要掌握社会最需要的导向。我总认为,大学不要自己把自己贬低了,变成了市场的雇佣、社会的跟班。

2013年6月27日,老两口第一次向市慈善总会捐款10万元。捐赠票据上的捐赠人名字显示“阮定勋、徐多多”。之后的5年,夫妇俩多次共同捐款。

章开沅:我不是绝对地反对“教育产业化”,只是反对把“教育产业化”作为最高的追求和目标。因为教育不完全是个产业,也不应该完全成为产业。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国家事业,是人民的一种权利。我不赞成以“教育产业化”为导向。教育有很多东西是不经过市场的,比如德育。市场的需要是经常变化的,今年有这样的变化,明年有那样的变化,学校有自己相对的稳定性。一些是社会的基本需要,像基础专业,不管市场需不需要,都是必须要办的。特别是像文史哲这样一些学科,关系着国民素质、民族素质,甚至于民族精神健康的延续。

老伴去世后怕自己来不及履约

经济观察报:1990年您卸去校长职务,到国外讲学,直到1994年才回国。那时大学有什么变化吗?

2018年5月,徐多多去世了。家里少了一人,捐赠单据上,捐赠人的名字也只剩下阮定勋。与老伴的约定只剩阮定勋一人坚守,这种想法催促着他加快了捐赠的步伐。他对女儿说:“你妈妈走了,我身体也差多了,我想加快把这个任务完成。”

经济观察报: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大学教育是否应该以市场为导向?你认为大学教育应该以什么为导向呢?

经济观察报:你怎么看那些学术抄袭丑闻?

章开沅:首先教育行政主管机关需要反思。那一套指标体系,所谓量化的、刚性的指标体系,把底下逼死了。过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,相对来讲,要少得多。现在为什么这么多,这么严重,而且累积不改呢?教育改革首先要改革教育管理方式,一是要回归大学本位;一是要回归教育本位。

章开沅:我认为大学校长更应该对学校负责、对学生负责、对老师负责,而不是只对上负责。我一直主张“以生为本”,把学生看作教育的根本。教育离开了学生还讲什么呢?我从来都认为老师要把自己的位置放正,把学生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。一句话,就是相互依存。首先要把学生当作一个人,不是当作一个物。现在讲管理,最大的问题在于用管物的方法来管人,用管物质生产的方法来管教育。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化,而非想尽种种办法制定繁琐的制度和指标。我提出过这样的意见,上面有些人就讲,没有这套指标,我们如何去管理啊?指标是应该有的,但重要的是,指标要合乎人性,而不仅仅是合乎物性。用管理企业的办法,甚至是生产流水线的办法,来进行学校的管理,这没有不失败的。

其次,大学自己也要反省。也不能说什么问题都是上面的,都是社会的不好影响了我们。大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,大学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社会上坏的影响呢?尽管现在的主政者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,但大学 (特别是著名大学)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。因此,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,乃是最可怕的败坏,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。

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?

经济观察报:为什么?

对着老伴的照片自言自语

我不悲观,不失望,寄希望于青年。历史学家看过的东西太多了,经历的事情太多了,一个最重要的醒悟,就是各种事物特别是社会的发展都是经过各种曲折、各种坎坷,甚至大起大落,但最后总是往前走的。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。学者跟利益结合了,用自己的学术工作来追逐私利,好像也可以显赫于一时,但他们不能持续于长久。一个人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线。

章开沅:校、院、所各级领导更忙,因为“扩招”也好“升级”也好,并无足够的财政拨款,还得“自筹”财源弥补经费不足,于是便想方设法“创收”,乃至变相推销形形色色的 “学历”,以及争招生数额、争项目经费、争科研课题、争学位授予点等等。而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又设计了繁琐的申报、评审、验收手续,大学领导又有多少余闲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、科研水平呢?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,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、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。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?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。

经济观察报:您怎么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规模院系调整?

大学内部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,纷纷争先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“升级”良机,于是好多系、所上升为学院,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。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,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。某些“特大”大学由于下属学院太多,校领导管不过来,又在校、院之间设立“学部”,俨然泱泱大国气派。

章开沅:真正的学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。工作对于他们来说,奉献更重于谋生,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、善、美。惟有如此,才能不趋附、不媚俗、不出违心之言。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诗是“治学不为媚时语,独寻真知启后人”,要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,学术不是求名求利的私器。现在一些学者在学术上的堕落,抄袭还不是主要的,学术品格的堕落,才是更大的问题。学风是世风的反映,学风又应成为世风的先导。学风随世风堕落,随波逐流,乃至同流合污,这是最可怕的事情。

章开沅:1946年我进入金陵大学读书。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,那时有一句话“北有燕京,南有金陵”。我没有毕业就参加了革命,1949年随着南下的大军来到武汉,在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工作,也就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前身。不久我就受到了批判。

经济观察报:大学校长到底应该对谁负责?

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和照顾

2013年,他和妻子做了约定

教育应该首先治疗自己,然后才能治疗社会、治疗全人类。我最寒心的、最痛苦的是,许多大学校长都认为某些教育评估是不好的,但是都不敢讲。明明是办了很大的错事,公开的作假,大面积的作假,败坏诚信,这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。这伤害不是一代人、两代人能够消除的。

经济观察报:所以,您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而不是官僚姿态来治校?

2019年10月16日,小账本上的数额达到了100万元。他与妻子的约定完成了。

还有他们之间“爱的约定”

经济观察报:大学现在很忙,因为学校越办越大,学生越来越多,教师的教学负担也越来越重。特别是年轻教师,为了从助教升为讲师,讲师升为副教授,每年还要达到发表若干论著的所谓“刚性指标”。

6年,100万元,两个简单数字的背后,是阮定勋夫妇多年来省吃俭用的积攒。

经济观察报: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,难道不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,不需要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吗?